謝覺哉，1884年4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寧鄉(xiāng)縣，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，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，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。

從前清秀才轉變?yōu)閳远ǖ鸟R克思主義者

謝覺哉四歲從師讀蒙館，1905年在他21歲時參加前清的“府考”，中了秀才。1921年元旦，經(jīng)周世釗、何叔衡、毛澤東介紹，謝覺哉參加了新民學會。這一天，謝覺哉來到一些紳士中間，他告訴紳士們：“欲改造地方，須先造輿論；欲輿論正確，須先養(yǎng)成學者；當糾紛之際，現(xiàn)狀復雜，厲害混淆，尤非學者莫為力。”這說明，謝覺哉的精力仍然集中在如何救國上。

謝覺哉參加了新民學會的新年會議，討論改造社會的方法。主持會議的何叔衡，旗幟鮮明地“主張過激主義”。通過這次會議，新民學會的宗旨由民主主義轉向了馬克思主義。謝覺哉也正是從這時起走上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道路。

從此，謝覺哉十分關注并獻身于共產(chǎn)主義事業(yè)。自中共一大后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湖南興起熱潮，謝覺哉也參與到這一過程中。10月22日，謝覺哉在日記中寫道：“今天師范同學會開常年大會，并歡送赴俄的夏曦……潤之說：‘從前學校是沒主義的，所標的主義又不正確，結果是盲撞瞎說，鬧不出什么名堂。我們總要為有主義的進行。’”

1943年5月1日，謝覺哉回顧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，指出：“我就是這樣于40歲以后踏進了一條偉大而又艱險的革命大路，且似乎有準備地踏進了這條路。”

從毛澤東身上，學到了共產(chǎn)黨人的真經(jīng)

1933年，謝覺哉進入中央蘇區(qū)，來到毛澤東住地。此后，謝覺哉就開始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毛澤東的秘書。一天，毛澤東囑咐謝覺哉擬一個通知，內容是召開一個縣級主要干部會，討論查田定產(chǎn)。謝覺哉寫好后送給毛澤東審閱，出乎意外，這個不足千字的通知，被毛澤東全改了，一字不留，加的也不少。他問毛澤東：“為什么我這樣不會寫了？”毛澤東只回答了兩個字：“你學！”

幾十年后回憶起這件事，謝覺哉說：“‘你學！’對我啟發(fā)很大。怎么學呢？一是向人家學，學正面經(jīng)驗；二是向自己學，學反面經(jīng)驗。”經(jīng)過反復學習毛澤東親筆刪改的文稿，謝覺哉意識到了：首先，會議內容是查田定產(chǎn)，自己初到中央蘇區(qū)，不知道查田是件什么事，會議要解決什么問題，不加調查，就動起筆來，可謂冒失；其次，參加會議的都是翻身農(nóng)民，不只是要他們看得懂，而且要他們聽得懂，這一點他忽視了；第三，這是被“圍剿”的蘇區(qū)，物資困難，來的人必自備碗筷、被帳，這是他沒想到的。謝覺哉感到這樣沒有調查，不了解情況所寫出來的稿子自然是“言之無物，文不對題”。

這一年，毛澤東在長岡鄉(xiāng)、才溪鄉(xiāng)開展調查，謝覺哉跟著毛澤東一起進行了這次調研，深得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工作藝術。謝覺哉后來說：“毛澤東同志調查興國長岡鄉(xiāng)、上杭才溪鄉(xiāng)，我是看見的。找來鄉(xiāng)長支書三兩個農(nóng)民，每個鄉(xiāng)都差不多談了個把星期。他親自照顧他們的食宿，生怕他們不能熬夜，一句句很謙虛地問。”毛澤東將自己視為學生，將農(nóng)民視為先生，這讓謝覺哉十分感動。從毛澤東身上，謝覺哉學到了共產(chǎn)黨人的真經(jīng)——如何處理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。謝覺哉曾說，要做一個真正的共產(chǎn)黨員，必須經(jīng)得起試驗：殺頭、坐監(jiān)、上電刑，灌辣椒水，平常得很；鈔票、洋錢、汽車、洋樓、漂亮老婆，滿不在乎！腦子里裝的是：真理、革命、奮斗、犧牲，一直到他最后一口氣。謝覺哉曾教育黨員干部：要認定共產(chǎn)黨員不可能且不應有特殊享受，共產(chǎn)黨不是反對享受的，他正在要創(chuàng)造全社會的富裕生活，但他反對在多數(shù)人沒有改善生活時，少數(shù)人生活獨好。

“起得早來眠得晚，能多做事即心安”

作為新中國司法制度的奠基人，謝覺哉從大革命后期就開始從事黨的司法實踐活動。1949年初，他和沈鈞儒、張志讓等司法界人士討論研究廢除國民黨政府頒布的《六法全書》問題，并為黨報撰寫了一篇《廢除舊法律，建設新法律》的社論。他主持召開華北人民政府法律問題座談會。根據(jù)會議討論情況給劉少奇和周恩來寫了一封長信，對立法工作和訓練司法干部提出了具體規(guī)劃，并建議將朝陽大學改為國立北平政法大學。這個建議得到了批準，經(jīng)過緊張的籌備，新中國第一所政法大學——中國政法大學宣告成立，謝覺哉被任命為校長。

對于黨執(zhí)政以后怎樣對待人民，在新中國成立之初，謝覺哉就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：“能多做事即心安”。當時，謝覺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部長，家鄉(xiāng)的人想來北京投奔他。謝覺哉在給兒子的回信中，把自己比作同村的一位老雇農(nóng)，指出做官須“起得早來眠得晚，能多做事即心安”，以此勸告子女親友不要有特權思想，應自食其力。這句話還有一層含義：作為共產(chǎn)黨人，肩負著黨和人民的使命，必須早起晚睡，廉潔奉公，以為黨和人民多做事、做好事為己任。這也是謝覺哉自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之后對自己的一貫要求。他擔任內務部部長后碰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1949年-1950年的大水災，災情涉及全國16個省。他提出“不要餓死一個人”。根據(jù)他和內政部的建議，在全國開展社會互濟和節(jié)約運動，中央各機關半年多時間捐款12億元，糧食39萬斤；華北軍區(qū)6個月即節(jié)約糧食300萬斤。經(jīng)過幾個月的艱苦努力，全國的災情基本上停止發(fā)展，嚴重的春荒度過了大半。

對人民的冷暖無限關心的謝覺哉，對家人對子女卻要求極嚴。因此，早在延安時期人們就稱他：“為黨獻身常汲汲，與民謀利更孜孜。”這是共產(chǎn)黨人初心和使命的集中體現(xiàn)。